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设立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举措。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成立以来，经过十年不懈努力，全国已分七批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，构建了“陆海内外联动、东西双向互济”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。

在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建设过程中，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，深化集成性、系统性改革，推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建设，成为推动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先行示范区。继续强化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制度创新的系统性，提升制度创新的深度，扩大改革自主权，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水平，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“自贸动力”。

一、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它要求我们在政策设计上注重集成创新。

（一）加大制度型创新的力度。在新一轮的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制度探索中，以“创新集成+改革协同”为导向，针对重点领域进行全产业链系统性的制度创新。同时，我们必须不断完善配套政策，确保各项制度改革能够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持。通过协调一致的措施形成改革的合力，推动各领域的协同发展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至关重要。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，推动部委、地方政府与自贸试验区（港）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。应加强自贸试验区（港）与其他开放载体在产业联动、政策协同、平台互动等方面的集成创新，以便更好地发挥各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联动效应。

（三）完善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建设考核评价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考核评估长效机制，全面评估其在制度创新数量、经济增长情况、法治环境建设、高水平开放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进展和成效。这将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开展系统性深层次改革的积极性，推动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持续发展。

二、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改革创新应站在全局的高度，制定出系统完备的政策框架和实施细则，以保障制度创新的深度和连贯性。

（一）强化顶层协调机制。进一步优化和明确各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改革任务，及时进行制度创新成效的评估，确保制度改革实践能够紧密贴合自贸试验区的特性和需求。通过增强制度规则先行先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。应建立改革经验的共享机制，利用经验交流和案例分享的方式，促进制度创新成果的相互借鉴和共同提升，以推动更多具有首创性的创新和差别化的探索。

（二）以全局的视角来推进各项改革的深化。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应以整体发展为导向，统筹规划金融、贸易、投资、法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任务和措施，避免过度偏重于某一领域的制度创新而忽视了整体的平衡。通过建立联席会议、工作组或跨部门协调机构等方式，加强不同部门、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，共同推进各项改革任务，确保制度创新能够全面覆盖并相互支持。

三、基层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，应当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权，同时建立相应的容错和纠错机制，以激发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

（一）赋予自贸试验区（港）更大的改革自主权。加快制定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立法，明确部委、地方政府以及片区管委会在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和责任，确立其法律地位及开放权限。有序地下放中央部委和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，减少行政层级对自贸试验区（港）进行深层次制度创新的束缚，从而拓展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和深度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的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容错纠错机制。通过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其配套实施细则，明确容错纠错的认定部门和具体标准，为自贸试验区（港）的容错免责机制提供具体、可操作的制度化程序，以降低制度创新主体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履职风险。完善正向激励机制，建立重大标志性成果的奖励制度，以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。通过容错纠错机制与正向激励机制的有机结合，将自贸试验区（港）打造成为“大胆尝试、大胆探索、自主改革”的制度创新高地。

四、为了推动中国从“规则接受者”向“规则引领者”转变，我们需要加大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力度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力度。这包括放宽外资准入标准，减少业务范围限制，进一步缩减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涉及服务业的特别管理措施。打破人才、技术、资本等高端要素的跨境流动壁垒，以促进这些要素的自由流动。创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，对行政审批、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，以提高自贸试验区（港）在交通运输、金融服务、数字贸易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。目标是将这些区域打造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的重要高地。

（二）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。自贸试验区（港）作为改革试验田，应系统梳理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新议题，如数字贸易、知识产权、环境保护、数据安全、竞争中立、中小企业等。主动承担压力测试的角色，推动政府部门废除过时的管理条款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边境后措施管理体制。这将为中国在更大范围、更高水平、更宽领域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宝贵的经验支撑。